茶馬古道:世界屋脊上的文明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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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馬古道:世界屋脊上的文明見證

綿延于世界屋脊之上,以茶、鹽、藥等生活必需品為重要貿易商品、連接亞歐大陸、千百年持續(xù)運營的官民共享的貿易通道——茶馬古道,是溝通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政治經濟文化紐帶,是中華民族繁榮昌盛的歷史見證,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象征之一。

馬蹄踏出的輝煌:跨越千年、橫亙萬里的文明對話

從概念上來看,茶馬古道不是指具體的某一條古道,也不光一個起點,而是一個由主線、支線、附線構成的貫通亞歐大陸的世界上地勢最高的交通網絡。從屬性上來看,茶馬古道是以畜力和人力為主要交通工具,以茶葉、鹽和藥材為主要商品的貿易通道。從時間上來看,始于唐宋,盛于明清,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達到鼎盛并有部分路段賡續(xù)運營至今。從地域上來看,由我國境內的橫斷山區(qū)自東向西不斷延伸,翻越喜馬拉雅山延伸入不丹、尼泊爾、印度境內,直抵西亞、東非紅海海岸。時續(xù)上千年,地跨數萬里,沿途復雜的自然環(huán)境、豐富的文化遺產等共同構成了茶馬古道寶貴的自然生態(tài)和人文歷史財富,因此被譽為“馬蹄踏出的輝煌”。

自然環(huán)境險峻復雜。橫斷山從青藏高原上分支向南延伸,至云南大理因斷層谷而中斷,它是亞歐板塊和印度洋板塊碰撞擠壓形成的褶皺山系,其腹地是世界屋脊上最險之極地。從明代起,茶馬古道深入險峻曲折的橫斷山腹地,一路上海拔從500多米到5500多米,平均海拔2500米以上,茶與馬相伴同行于其間,走入的是以“驚、險、惡”為風格特征的苦寒邊地、寧靜高原,沿途經過農耕宜居的壩子、直上天際的冰峰雪嶺、洶涌湍急的大江大河以及高聳不見天的峽谷,跨越金沙江、瀾滄江、怒江、獨龍江和雅魯藏布江,切進南亞次大陸的尼泊爾、印度等國,是世界上最高、最險、最長,氣候及地理環(huán)境極度復雜多變的商貿通道,成為維系散居于其間的各族群生存與繁衍的紐帶。

文化遺產豐富多樣。茶馬古道不僅是一條商貿通道,更是一條文化之脈。在延續(xù)千年的時空中,多維度的商品、知識、思想和價值觀持續(xù)不斷地交往交流與互惠滋養(yǎng),孕育出茶馬古道沿線豐富的文化遺產。其遺產體系是一個涵蓋靜態(tài)型資源、動態(tài)型資源和重塑型資源,且與其所處自然和人文環(huán)境相輔相成的整體。靜態(tài)型資源包括驛道(道路、橋梁、渡口等遺存)、與茶鹽等產品生產相關的設施或遺存(茶園、鹽井等)、歷代官方治理的相關設施(城池、哨所、兵營、稅卡、驛站等)、與民間貿易相關的設施(馬店、商號等)、與文化交流相關的設施(宗教建筑、聚落、摩崖石刻和碑刻等),這一連串曾長期服務于茶、鹽、藥等產品貿易和文化交流目的的點狀遺產集群被線狀遺產(茶馬古道)串聯了起來,使它們成為地點類型豐富、展示特定歷史現象的意義功能載體;動態(tài)型資源是指蘊含在茶馬古道沿線民眾生產生活生態(tài)中的眾多非物質文化遺產元素,如歌謠、舞蹈、祭祀儀式、口述歷史、民間傳說、傳統(tǒng)技藝、傳統(tǒng)醫(yī)藥和民風民俗等,這些沿線民眾的生活化或生產化實踐活動,是他們祖祖輩輩傳承的生活形態(tài)、審美個性和文化精神的具象化展示;重塑型資源是指茶馬古道沿線的地標性遺跡或特色性建筑形式等資源的原址或遷移重構體,如大理古城的南城樓、香格里拉的獨克宗古城、瀘沽湖畔的里務比寺等。作為集恢弘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和絢麗的人文色彩于一體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典范,茶馬古道演繹著跨越古今、維系民族團結和諧的文化對話。

“亞洲的天堂走廊”:多樣性與獨特性并存的文明古道

茶馬古道跨越了艱難險阻的橫斷七脈和洶涌奔騰的并流三江,串聯起沿線的雪山、峽谷、森林、草原、寺廟,連接著青藏高原和云貴高原,植被茂密,景色壯麗,文化資源稟賦獨特豐厚。作為大陸上唯一還在部分運轉的文明古道,其多樣性和獨特性并存,被譽為“亞洲的天堂走廊”。

肇基伊始,茶馬古道就成為高原民眾生活景觀的重要部分,對經濟社會產生了多方面影響。影響的多樣性。茶馬古道的滇藏線、川藏線和川青藏線等主干道,都逶迤千里、艱險異常,其涉及地區(qū)之廣、持續(xù)時間之長、貿易規(guī)模之巨、行業(yè)規(guī)則和制度之專,昭示著古道曾以完整的功能形態(tài)在運轉,其有效運轉不僅使得漢藏文明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連續(xù)統(tǒng)一體,而且使它成為古代和近代中國連通外部世界的強勁動脈之一。商品的多樣性。唐朝的“以茶易馬”,宋元的“茶馬互市”,明清的茶、鹽、藥材、布匹、日用器皿等的貿易,體現了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區(qū),交易的重點商品也有所差異。在抗戰(zhàn)中,當沿海淪陷和滇緬公路被截斷之后,茶馬古道成為中國當時唯一的陸路國際通道,發(fā)揮了重要的通道經濟作用。運輸工具的多樣性。在古道的千年運轉中,從事各種貨物運輸或交易的商隊被統(tǒng)稱為“馬幫”或“馱隊”,在崇山峻嶺中奔波謀生的經歷賦予了背夫、挑夫們智慧和膽略。因此,植根于商隊的“馬幫文化”體現了世代延續(xù)的埋頭苦干、任勞任怨的勤勉精神,互幫互助的團隊精神和說到做到、絕無虛言的守信精神。

茶葉輸藏曾是歷代中央政府的一項重大國策。復雜的自然環(huán)境、穩(wěn)定的市場需求和持續(xù)的優(yōu)惠政策,使茶馬古道成為一條不能中斷的獨特交通線路,并形成了兼容并蓄、并行不悖的多元文化。獨特的功能屬性。從我國古商道生命周期來看,歷經了初期的鹽運古道、中期的絲綢之路和中晚期的茶馬古道,其功能屬性呈現出顯著的差異性。從歷史上看,因各區(qū)域有自己的鹽產地,鹽運古道通常是局域性的生存古道;絲綢之路作為歷史上最早、生命力較強的遠征古道,由于絲綢、陶瓷、玉石、香料、漆器等商品不屬于必需品,另外易受到沿途戰(zhàn)爭、瘟疫以及技術傳播等因素的影響而時常中斷;因吐蕃、回鶻等民族侍茶行為的養(yǎng)成和傳承,使得茶成為其日常必需品,加之產茶區(qū)和耗茶區(qū)遠距離分離,故茶馬古道成為不能中斷的遠征商道。此外,茶馬古道的生生不息連接和激活了局域鹽運古道及部分絲綢之路,它們之間相互促進,融合共生,成為亞歐大陸文化傳播的命脈。獨特的文化多元性。歷史上,山高路險的阻隔,限制了民族文化的開放與同化,使得該地區(qū)文化多元性的特點非常突出。茶馬古道所輻射區(qū)域有漢、藏、傣、彝、納西等20多個民族聚集棲息,薈萃著中原文化、藏族傳統(tǒng)文化、貝葉文化、火文化、東巴文化等多種文化形態(tài),藏傳佛教、禪宗、上座部佛教等也都留下不同程度的影響。而今天,茶馬古道沿途各地的茶葉種植、手工技藝等生產性活動以及村舍民居、宗教建筑、風俗習慣、語言、節(jié)日、服飾等各具特色、五彩紛呈,使茶馬古道成為迄今我國西部文化原生形態(tài)留存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條民族文化走廊。

新時代茶馬古道:保護與利用并重的文明傳承

作為穿越時空的見證者、中華文化的象征者、人類文明的傳播者,茶馬古道是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源。因此,在堅持“保護優(yōu)先、推動整體發(fā)展,古今融合、傳承歷史文脈”等工作原則的基礎上,高位統(tǒng)籌、有序推進對其遺產資源的科學保護和合理利用,對增強滇、川、藏等省區(qū)藏族聚居地區(qū)民眾對歷史上漢藏間友好關系的了解及藏族同胞的國家認同感,對維護祖國統(tǒng)一和民族團結,對促進文化遺產保護與區(qū)域可持續(xù)發(fā)展及鄉(xiāng)村振興等具有重要意義。

茶馬古道遺產資源利用應堅持文化效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相統(tǒng)一的原則,以公眾參與作為遺產活態(tài)化利用、匠心化傳承的核心支撐,以科技賦能進一步激活古道文化的現代元素,為沿線區(qū)域經濟社會發(fā)展注入不竭動力。實踐中,始終踐行“讓文物活起來”的理念,通過博物館、遺址公園、城市公園、線上展覽、文創(chuàng)產品和社會活動等多種形式,大力實施遺產資源信息化和數字化建設,將古道建設成為各地方、各族群文化血脈的紐帶,促進茶馬古道文化的傳播、傳承和弘揚,增進民族文化認同。

茶馬古道的現代化發(fā)展應充分挖掘豐富的自然和文化資源,保護、利用、傳承好歷史遺存等靜態(tài)型、重塑型資源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動態(tài)型資源。協(xié)調滇、川、藏等重點省區(qū)統(tǒng)籌規(guī)劃、資源共享,推動滇藏、川藏和川青藏通道文旅經濟共同體建設,把茶馬古道上的古鎮(zhèn)、古村落、古文化遺址等串聯成線。在促進遺產資源整體保護的同時,共同打造茶馬古道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人與自然相生相伴、和諧共處的大型遺產公共空間。

保護古道遺產資源的目的并不僅僅是為了保留那些建筑或設施,更為了發(fā)揮其特有的歷史價值、情感認同價值和景觀價值,發(fā)揮文化振興的深層次基礎性作用,把豐富的遺產轉化為城鄉(xiāng)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資產。留住現在與過往生活之間的聯系,留住那些與游牧文明、農耕文明一脈相承的文化記憶,不僅是弘揚傳統(tǒng)文化的精神基礎,對提升文化自信、促進鄉(xiāng)村振興也具有重要意義。

來源:《光明日報》(2022年04月20日11版)

作者:王克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滇藏茶馬古道文化資源整合與旅游活化路徑研究”負責人、云南大學教授)